杨凯生忠告民营银行：资产回报率不比实业高 见者并非有份

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、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：企业家办银行要避免两个误区，银行的资产回报率并不比实业高。“我想我不会吧，因为现在每天睡到自然醒还是挺好的。”在被问到如果有机会是否会去开办民营银行时，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。

在执掌中国资产最大的银行8年后，2013年杨凯生退休。在其任内，工行净利润连续在全球银行中排第一，被称为最会赚钱的银行。财报显示，2013年工行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26.49亿元，平均每天赚的利润超过7亿元。但杨凯生说，在工行期间，当他及银行管理层看到这家银行的信贷资产每年都在快速增加时，他们的担忧大过喜悦。银行资产的扩张同时也意味着经营风险的增加，这让他很着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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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依赖信贷是不健康的发展方式：央行公布的2014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已经高达5.6万亿，但去年6月以来，银行间市场屡闹“钱荒”，反映银行间借贷利率的隔夜shibor一度升至13%。很多业内人士抱怨信贷资金过度投向了产能过剩的行业和房地产，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低，真正需要钱的中小企业却不得不支付高额的借贷利率。杨凯生认为，降低银行信贷比重，加强多层次资本建设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，才能真正提高资金利用效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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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周刊》：您如何看待去年以来频现的银行资金紧张现象？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如何解决？

杨凯生：从流动性角度来看，现在不存在流动性资金紧缺的问题，银行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实际上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。现在经济发展的问题关键不在于钱紧不紧，而在于提高现有资金的使用效率。

在中国融资结构中，银行信贷这种间接融资方式的比重应该下降，应加大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，使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能够高效率地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资金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降低银行信贷占总融资的比重，将会对银行业带来什么影响？银行应该如何应对？

杨凯生：降低银行信贷所占融资的比重，势必对银行业传统的利差收入带来影响和挑战。需要银行进行转型，继续降低信贷资产在银行总资产中的占比。

银行要走出一条总资产规模不无限扩大，而盈利能力却可以持续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。银行完全依靠信贷，是非常不健康的发展方式，也是不可持续的。因为银行受到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，贷款增长，势必要求资本也快速增长，而这是很困难的，银行的体量比一般生产企业大，在资本市场融资来扩充资本很有难度。

银行一定要想办法从资产持有大行变成资产管理大行。在我担任工商银行行长期间，工商银行作为最大的信贷银行，当我看到每年的贷款都在快速上升时，我们管理层的担忧大过喜悦，因为高信贷资产能带来高收益但却蕴含高风险。

商业银行具体要做的是调整业务收入结构，传统的收入结构包含利差收入、资金营运收入、中间业务收入。随着银行信贷融资比重的下降，其中利差收入的比重应降低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当前银行间的同业业务规模过大，一些银行通过同业拆借造成资产膨胀，业界批评此举会导致银行资产出现期限错配现象，进而滋生风险，您对此有什么看法？

杨凯生：银行间肯定需要同业业务，这是融通资金的需要。但现在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同业业务超出了正常的相互融通、相互代理的范围。

所以银行间同业业务要加强监管，不监管的话会有风险。将来可以考虑规定一个银行同业负债占总负债的比重不能超过多少，以及同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不能超过多少等指标，以此来规范同业业务。

开办民营银行要避免两个误区：4月1日，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企业名称核准公告显示，“企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”名称被核准。这让许多人猜想这是否与腾讯参与设立的民营银行有关。自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宣布，阿里巴巴[微博]、万向、腾讯、百业源等10家民营企业获得试点名额后，各地民营企业申报设立民营银行的热情更加高涨。民营银行真的就那么美好吗？对此，杨凯生给出了两个忠告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您认为企业家如果要办民营银行需做好什么准备？

杨凯生：企业家如果想办民营银行，首先要将办民营银行的目的想清楚。

一是企业家想通过办民营银行获取比实业更高的回报率，这存在误读。银行的资产回报率并不比实业高。比如，工商银行是最赚钱的银行，2013年的净利润是2600余亿元，但总资产却达19万亿元，资产回报率大概在1.36%左右。现在银行通行的全球资产回报率大概是1.13%。企业家准备从实业腾挪出资本投向民营银行时，需要考虑下这样的资产回报率水平。

二是企业家平时感觉到融资难，认为开办民营银行就可以吸收存款，进而解决自身融资难，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。中国的商业银行法，对于银行的股东贷款，比对其他一般客户贷款，要求限制更严。想从自己开办的银行上获取便利融资的想法是不对的。

金融规律不会被互联网颠覆：央行宣布，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4.72万亿元，同比少增1.39万亿元。截至今年3月底，余额宝[微博]总规模为5413亿元。很多人据此认为，人们不再习惯于将钱存入银行，而将多余资金存入余额宝等宝类理财大军。一度高达6%的年化收益率，甚至让人认为余额宝拥有低风险高收益的优点。这几乎与传统金融理念——风险越低收益越低、流动性越高收益率越低相悖。对此，杨凯生认为传统金融理念和规律不会被互联网颠覆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在您看来，余额宝给银行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？

杨凯生：余额宝即使规模达到1万亿元，其对于总资产达150万亿的银行业来说也不会构成颠覆性冲击。

余额宝只是使银行的存款科目发生变化，或让存款在不同的银行间转移。由于余额宝要支撑投资者的高收益，这就要求其在银行间协议存款时价格较高。有些银行资金比较富余，就不必要以高成本吸收余额宝存款，而有的银行资金相对紧缺，就愿意或者不得不用较高成本吸收余额宝存款，这就会造成存款在不同银行之间调整。

同时，原来在银行表现为储蓄存款的企业存款和个人储蓄存款，现在变为同业协议存款，但大部分存款还是回到银行。

随着真正的利率市场化，存款利率将完全放开，存款品种的价格差异可能就会不存在了。同时，现在的余额宝另一大优势就是流动性强，可以采用T+0，方便了投资者，但当前许多货币基金为了保证流动性不出问题，都采用T+1，将来随着规则统一，余额宝的优势就不会明显了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互联网金融在创新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？

杨凯生：不管互联网金融如何创新，传统金融的两条规律是不会被颠覆的。一是风险和收益高度相关，高风险伴随高收益，高收益也蕴含着高风险。二是流动性和收益率高度相关，流动性越强的产品，收益率应该越低；流动性越低的产品，收益率会越高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怎么看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的竞争？

杨凯生：我认为，互联网是一种工具，互联网企业有它自身的优势，如市场反应比较敏锐、开拓意识比较强，但传统银行业也有它自己的优势，不仅体现在资金实力、客户群和金融应用人才上，还因为它有传统的金融经营理念。

因此互联网与传统金融之间是互相融合和取长补短的。比如，工商银行现在通过非物理网点办理的业务（通过电子银行、电话银行、ATM自助设备）占到整个业务量的80%，只有20%的业务在物理网点办理。